申小龙｜男性司机嘴里的“女司机”：不是一个词组，而是一个词——怎样看待有标记的词化现象？

新闻学院17级小王同学来信：

上节课老师谈到有人极力反对“女司机”这类词的使用并且试图阻止，由此我想到了一个新闻：

这个月月初，纽约地铁取消了“女士们、先生们（ladies and gentleman）”这个词，取而代之的是“各位(everyone)”或是“乘客（passengers）”。发言人表示这个做法是希望保持性别中立。

语言的背后是文化，这样一个词的改变，是否真的有助于促进男女平等？

小王同学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想：

纽约地铁取消了“女士们、先生们”，那么是不是也需要取消“女士优先”？

是不是还应该取消女性在男权语境中受到的各种照顾（例如在危难关头让妇女和儿童先走）？

这样的男女平等，真的是女性需要的吗？

同样，“女司机”这样的词，我们指出它的“有标记”特征（即它特别标记了司机的女性群体，却默认“司机”这个词的男性特征），并不是为了否定它的“词性”，即否定它成了一个被词化的稳定的社会现象。

本文的插图来自网络，我们删除了一些标记化的语言，但还是能看出“女司机”是一种词化的现象。

我们经常听到男性司机开车时遇到女司机不专业的操作，脱口而出：“女司机”——显然这不是一个词组，而是一个词。

我们在语言学上指出“女司机”这个词的有标记特征，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默认司机是男性的主流意识，注意其中含有的价值判断，即认为男性更适合当司机。这里显然含有性别偏见。

但要改变这样的意识，不靠取消“女司机”这样的词，而靠社会的发展，社会意识的进步，靠两性共同的努力。

同学们可能会说，对世界和现实的认识是语言建构的，取消这样的性别有标记词，不是有助于克服性别偏见吗？

这既是一个认识的问题，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。

从认识上说，司机中女性是少数，这是一个客观事实。女性是否像男性一样适合在各种情况下的驾驶操作，这是一个需要科学论证的问题。

出租车司机女性少，公交车司机女性少，卡车司机女性更少，这些，都不是靠取消“女司机”这个词能够改变的。

从实践上说，语言具有全民性。也就是说，语言是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，而不是靠人为规定和改变的。违背客观事实的语言“纠偏”，是难以操作的。

曾有人拒绝将“剩女”一词收入现代汉语词典，认为这个词歧视女性。我们知道词典是语文工具，它不能改变语言事实。“剩女”这个词如果不符合广大群众的价值观，它自然会在使用中被淘汰。

反过来，如果它一直在使用，说明它指称的现象已经约定俗成。对这个词中反映的社会意识，我们可以检讨评价，但这和这个词的客观性无关。

同学们可能会说，“剩男”其实也很多，为什么“剩女”成了一个词？这个问题也就是问：为什么男性“剩下来”很自然，剩女却被词化为一个现象？

这又是一个交织着性别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问题。

从生理方面说，这个词反映了女性生育的最佳年龄带给人们的焦虑。

从社会方面说，这个词反映了在性别问题上两性“看”和“被看”的权力关系。

在汉语的两性关系中，男性都是关系的主动者，观看者。

汉语的性别词语中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男性视角。男性在我们的语言和我们所知的其他语言中，都是主流价值，和男性有关的词都不用标记。

例如“前面来了一个青年”，“青年”默认为男青年；如果来的女的，就要说“前面来了一个女青年”。

“大学生”这个词好像没有专指男生，但你去网上搜一下“女大学生”，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常用词，而“男大学生”很少这么说。即使现在大学生中的性别比例已经基本平衡，但语言的价值体系不会轻易改变。在当今社会依然是男子中心社会语境的情况下，语言看待世界的方式就存在一个男性视角。

不要以为在这个视角中男性是获利者，恰恰相反，男性在这样的语境中压力山大，同样饱受歧视。

两性“看”和“被看”的关系当然应该改变，但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意识形态变革，一个很长的过程。在这场变革中，两性的社会意识和承担的社会责任都需要同步地改变。

《吐槽大会》第五季的最新一期中，蔡明对潘长江的吐槽极尽嘲讽且无所顾忌，而潘长江对蔡明的吐槽却处处顾忌，最后都成了自嘲。观众看了哈哈大笑，觉得很自然，没有违和感。

我想起去年《脱口秀大会》上杨笠的讽刺：“男生为什么明明看起来这么普通，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”，引起哄堂大笑。

杨笠的话深刻印证了男子中心社会语境对男性的歧视和压力。

这样的话男性不可能对女性说，尤其在公开场合，因为很不得体，而且被视为对女性的冒犯。

蔡明、杨笠和潘长江的话语显然是男子中心社会语境中的话语，而全场的大笑说明了什么呢？

说明两性“看”和“被看”关系的复杂性，它决不是单向度的语词干预可以一键纠偏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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